唐任伍：“寻”后精准扶贫时代贫困治理之路|对话佳作018期
编者按
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进入以相对贫困、精神贫困为特征的后精准扶贫时代。唐任伍老师的文章基于贫困韧性和迁移性导致贫困转型的视角，分析了后精准扶贫时代贫困转型呈现的六大特征。后精准扶贫时代贫困发展的动态性和贫困成因的多源性，决定了贫困治理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加大了贫困治理难度，产生了新的贫困治理诉求。针对新时代贫困治转型的特征与新的贫困治理诉求，提出后精准扶贫时代“攻心为上”贫困治理的制度安排。本期对话佳作，我们邀请唐任伍老师对话“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贫困治理”这一主题。嘉宾介绍
唐任伍，男，经济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唐任伍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平台“对话佳作”栏目的专访，以下是我们的一些访谈问题。
Q1：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还会存在“返贫”的现象，您认为后精准扶贫是理解为先前精准扶贫的一个“补漏洞”措施，还是对精准扶贫的一个升华和完善？
唐老师：
“后精准扶贫时代”是相对于“精准扶贫”来说的一个新的时期，它不是“精准扶贫”的“补漏洞”措施，而是一个新的时代，是对“精准扶贫”的升华。“后精准扶贫时代”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下面几个方面：首先，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一个新的开始，标志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过渡；其次，“后精准扶贫时代”是消除了“绝对贫困”的时代，贫困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精神贫困”，“贫困治理”的主要内容是“相对贫困”“精神贫困”，防止“绝对贫困”者“返贫”。
Q2：后精准扶贫时代，您认为贫困治理的主体仍然以政府为主导吗？相对贫困治理还可以依靠哪些治理主体呢？
唐老师：
贫困治理是一种公共产品，消除贫困、缩小收入差别、降低贫困发生率，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政府的主要责任。“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贫困治理主要是“相对贫困”“精神贫困”，治理的主体首先是政府，但必须在政府的主导下，充分发挥企业、社会组织、家庭、个人的作用，链接成一个以政府主体、企业、社会组织、家庭、个人配合的多元贫困共治体系，这样才能使相对贫困治理取得成效。Q3：文中提到贫困“耻感文化”，您认为“耻感文化”是由何而来？外部宣教改变“穷人心态”的作用大吗？还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转变这种观念？
唐老师：
文化是软实力，是浸入民族成员血液和灵魂中的基因，很难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由于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小农经济，生产力落后，物质财富贫乏，人民普遍处于贫穷之中，因此统治者以儒家文化作为官方价值观用以治国。再加上中国本土宗教只有道教，后佛教传入，儒道释三家合流，形成的文化主流与西方传统文化中基督教文化有很大的差异性。基督教将“贫困”作为一种“恶”的文化，希望用“慈善”的方式来消除这种“恶”。中国古代由于缺乏西方发展历史中那样的宗教团体和基督教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伦理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这些文化的一个特点是将“贫穷”作为一种“善”文化，认为解决社会均平问题比解决贫穷问题更重要，宁可要贫穷也不要不均平，主张用“节欲”的方式来对付“贫困”，甚至将“贫穷”作为一种“美德”来进行歌颂，所谓“穷则思变”“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儒家思想家将“贫穷”提升到道德伦理的高度来进行歌颂弘扬。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儒道释三家合流后塑造的“安贫乐道”的“贫困观念”和“贫困文化”，对于调适中华民族群体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产生了很强的正向激励作用，使得民族成员面对贫穷落后的逆境和压力，仍然保持一种坚韧不拔、刻苦耐劳的品性，并能够穷则思变，形成一种有效应对、适应与复原、成长的心理机制，铸造了华夏子孙对待贫困罕见的隐忍、坚忍、苦忍、忍受、忍熬、忍耐的人性、人格、人品的质地和应力，面对贫困的重压，仍然具有异乎寻常的质量、弹性和力度，以及战胜贫困的信念、意志、毅力和恒心。中华民族成员对贫困的这种韧性和抗力，保持了中华文化得以生生不息，赓续发展。但是，这种“贫困文化”和“贫困观念”，是契合农耕文明、适应生产力水平低下、工具简陋和生产资料有限时代的文化。正是因为这种贫困文化的熏染，导致中华传统文化中形成了与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市场经济时代相抵牾的民族心理，并且具有超强的抗贫困韧性、耐久性和忍受力，虽然它是战胜靠天吃饭、温饱问题都难以保障的农业文明的一种精神武器，也是在物质极度匮乏的状况下获得精神满足的一种阿Q式精神享受法，但同时也给民族成员遗传下了严重的难以愈合的贫困负面心理，发展到一定程度甚至产生很多现代人难以理解的“穷人心态”的极端行为，限制了民族成员的想象力，造成整个民族素质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贫困心理基因是有记忆、有遗传的，越是贫困的人，越具有贫穷思维和贫困习惯。这种思维和习惯造成贫困者接受外界信息的心智容量萎缩，认知“带宽”被稀缺心态堵塞，使人的思维、行为、眼界受限，认知能力和执行控制力大幅降低。大量的研究证明，人类最伟大的创造和发明大都来源于认知“带宽”中的梦想和理想，而贫困者大脑“带宽”中全是为满足生理需求所需要的油盐柴米之类的稀缺物，注意力、观察力、分析能力等都会让位于解决饥饿的稀缺需求，饥饿的人注意力只会被食物吸引，其他的事情很难引起他们兴趣，“穷人心态”使得贫困者很难有要成大事的规划、目标，看到的只有眼前的蝇头小利，行为变得小心谨慎，畏手畏脚，丧失了承担风险、敢冒风险的勇气，更缺少资源支撑到外面世界中去开开眼界。他们毫无魄力所言，只能像一只坐井观天的青蛙，即使面前是浩瀚大海的广阔，他仍然看不到机会，只会望洋兴叹。他们已经被贫穷砍断了搏击的手脚，已经被贫穷扼杀了认知的能力和强悍的执行力。这种资源稀缺尤其是金钱稀缺的窘迫生活造成的“穷人心态”，时刻表现在一个人的日常言行举止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到自己的家人乃至子女，降低了后代的“带宽”，使他们的心态也变得愈发消极和短视，从而产生贫困的迁移，陷入贫困的怪圈。再加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穷苦人翻身得解放，在治理绝对贫困的过程中，大量的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纷纷流入广大贫困地区，贫困者成为被优待群体，产生了一些人不以贫困为耻、反以贫困为荣的文化怪异，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争当贫困户的现象，千方百计钻贫困户的空子，依赖政府，不思进取、坐享其成，将扶贫资金看成“唐僧肉”，将申请到贫困救济看成实力的体现，认为有人脉才能成为贫困户。因此，穷人心态的形成，一方面来源于传统文化中对贫困观念的弘扬，另一方面则是来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场域”下给钱给物的绝对贫困治理方式。
基于上述理由，作者认为，必须在全社会中进行“勤劳致富光荣”“懒惰致穷可耻”的“耻感文化”宣教，要从心智上增加贫穷者的“耻感文化”感，增加他们积极主动、勤劳开拓、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
在后小康时代的制度安排中，遵循人类从神经、心理、语言、思维和文化这一由低到高的认知规律，遵循“治理贫困须先治心病”之道，以文化认知作为人类独有的最高级认知形式为基础，嵌入到贫困治理的制度建设中，投资非正式制度建设，加强对心智不健全、社会素养低、内生动力不足的“穷人心态”的制度矫正，复兴、发育儒家文化中的“礼义廉耻”，发挥“耻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在贫困治理中的宣教作用，强调羞耻之心在贫困治理中的约束作用，重塑耻感基础之上的社会道德评价机制，形成以贫穷为耻，以勤劳致富为荣的文化氛围，激发贫困者自力更生的内生动力，实现相对贫困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Q4：您在文中提到在后精准扶贫时期要采取“攻心为上”贫困治理的制度安排，那么如何将这种主观心理的治理和激励转化成现实的制度机制？
唐老师：
将“攻心为上”的相对贫困治理和激励转化为现实的制度安排，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多维动态识别标准，提升贫困治理的精准度与有效性。借鉴联合国、世界银行以及西方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贫困识别标准体系，将传统的绝对贫困治理中忽视的“社会排斥”“文化贫困”“精神贫困”“发展贫困”等因素纳入识别体系之中，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多维度贫困识别标准，成为后小康时代贫困治理必备的基础设施。
二是遵循人类从神经、心理、语言、思维和文化这一由低到高的认知规律，遵循“治理贫困须先治心病”之道，以文化认知作为人类独有的最高级认知形式为基础，嵌入到贫困治理的制度建设中，投资非正式制度建设，加强对心智不健全、社会素养低、内生动力不足的“穷人心态”的制度矫正，复兴、发育儒家文化中的“礼义廉耻”，发挥“耻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在贫困治理中的宣教作用，强调羞耻之心在贫困治理中的约束作用，重塑耻感基础之上的社会道德评价机制，形成以贫穷为耻，以勤劳致富为荣的文化氛围，激发贫困者自力更生的内生动力，实现相对贫困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借鉴“社会性商业”模式，释放社会企业在贫困治理中的潜力。发展“善经济”，政府通过相应的公共政策，引导社会企业的良性发展，保障社会企业的合法地位和权益，大力推广社会企业文化。
四是清除“碎片化”思维，建立相对贫困治理法，变“运动式”、短促突击式贫困治理为制度性、常态化贫困治理，将“授人以鱼”转化为“授人以渔”，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的功能，重心从心理和行为机制上进行干预，使贫困者“无志”转为“有志”“无为”变为“有为”“自卑”转变为“自尊”，构建起政府、市场、社会、个体四维度的“四元治理体系”，矫正个体失灵，解决“精神贫困”。
Q5：贫困人口的精准化识别是决定扶贫政策成效的重要环节，您认为在当前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识别环节存在哪些问题？这对于我们后扶贫时代贫困识别机制的建立有何启示？
唐老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消除绝对贫困的“扶贫对象精准、措施到户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的“六个精准”基本思路和理念，仍然是“后精准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指导方针和遵循思路。其中贫困的精准识别方式在整个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是一个关键环节。我已经在相关文章中谈到要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多维动态识别标准，提升贫困治理的精准度与有效性。后小康时代的贫困治理是一种发展机会的不平等、能力的缺失以及社会排斥等精神、发展因素构成的“相对贫困”，与物质匮乏、经济水平较低的物质短缺、收入低下的“绝对贫困”不同，“绝对贫困”的识别标准是单一贫困识别指标，它难以适应后小康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因此需要借鉴联合国、世界银行以及西方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贫困识别标准体系，将传统的绝对贫困治理中忽视的“社会排斥”“文化贫困”“精神贫困”“发展贫困”等因素纳入识别体系之中，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多维度贫困识别标准，建设起后小康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基础设施。
Q6：作为资深公共管理教授，您对于在读研究生或青年学者做有思想有深度的研究有何经验分享？
唐老师：
我作为一个从事公共管理教学和研究的老教师，同学们如果继续攻读研究生，一要多看书，丰富自身的知识结构，掌握公共管理研究的前沿问题，要有话说；二要选择自己有兴趣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兴趣是研究工作最重要的前提，没有兴趣就无法将研究工作继续下去；三要多练笔，要多写，提高自己的文字能力；四要一开始进入研究就要规范，包括引用别人的东西要按照规范进行注释说明，严谨认真；五要掌握研究方法，公共管理研究越来越数量化、模型化，这种现象本身正不正确另当别论，但掌握基本的研究方法越来越重要。当然，还要学会田野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和数据，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有自己的见解和观点，没有思想、没有自己见解的文字只能是垃圾。
非常感谢唐老师能够接受我们的专访，祝愿您学术成果更加丰富，生活开心幸福！
本期访谈：高光涵、李磊、景申榆、张珺、高健
本期编辑：高光涵
审稿校对：李磊、景申榆、张珺、高健